nba慢摇 有哪些(皮肤上的个人史 文身就是每个人的“大事记”)

工作中的胡德良。来文身的顾客并不都是人们印象中的“猛汉”。

本版图片/晨报记者 杨眉（除注明外）

据《新闻晨报》报道，“滋—滋滋—”，刺青专用的排针，在身体上移动刺孔时，会发出这样的响声。

一边刺，一边不时地用一小片布轻巧地擦一下，让颜料更均匀地渗入肌肤。

每次轻擦，肌肤便洇出一抹熟红的血色。年轻男子疼得咧咧嘴，转头打量着自己的肩头。

约一个小时候后，他从皮质躺椅上起身，整只左臂，已经文满了萱草。在中国的植物文化中，萱草有两个别名：母亲花和忘忧草。

这是一家上海的刺青店，它用尖细雪亮的刺针、五颜六色的颜料，为人们文身—人们究竟是因为什么，要承受或大或小的疼痛，在身体上刻入一个恒久的印记呢？

这家刺青店在淮海路的“后街”。淮海路的正面正在变得越来越光鲜，而随意从一个弄堂口拐入，“后街”的风貌很是不同。下午一两点时分，老人们许是在家中午睡，弄堂里静悄悄的；寿司店午歇，天气这般凉爽，老板照样打着赤膊，摊在靠椅上刷手机；只有门面朝向淮海路的饭店，生意闹猛，厨房里飘出来的油烟气经久不散，已经成了这段“后街”的一种空气。

而这家刺青店，却像是这个城市一个小小的客厅。除了在小厢房里文身的客人，二十多平米的正屋里三三两两坐着一些年轻人。穿黑T恤的男孩一直低着头，在速写本上画铅笔画；斯文甜美的女孩，抱着八个月身孕的肚子，耐心地等着褪下牛仔裤、在后腰文身的好朋友；一对情侣对着各自的iPad，时而交谈几句；不时地，还有更年轻的女孩结伴推门而入，一看就是刚放暑假的高中生。

“做一个简单的文身，大概只要三十分钟，但我和客人却会聊上三个小时。”店老板、刺青师胡德良说。店堂的格局，也印证了他的话，“我想通过聊天，了解一个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要刺青。”

他打开电脑，介绍起最近几天上门文身的顾客。

“这是一个刚刚退伍的男孩，在右手的大臂上文了一个海军臂章；这是艾弗森（NBA球星—记者注）的球迷，让我刺个和艾弗森一样的文身：骷髅和一顶野战的钢盔，活着就要战斗的意思。你看到了吗？他是刺在腰上。刺腰的疼痛远远要大于手臂，刺手臂（的疼痛）如果是3颗星的话，刺腰可能就5颗星了。”

“这个更有趣了。”他嘱咐助手小七把照片放大，照片上是一个左肩胛，上面文了一个非常逼真的中年男子肖像，看着远方，憨实地笑着。

“这是一个从无锡来的客人，带着好些父亲的照片，让我在他的左肩上文了一个父亲的肖像。他为什么把父亲刺在身上呢？父亲一直是支撑起家的人，开机械加工厂，早期都是一个人打理。现在他回到他父亲身边后，却发现父亲得了肝癌晚期。他在肩上文上父亲，是他的希望，小时候爸爸把他扛在肩上，以后他要把爸爸扛在肩上。这张照片，是患病后父子俩旅游时拍的，他觉得这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刻，所以就想把它文在自己身上。”

这个文身刺了近一个半小时，胡德良一边看着照片，一边直接手刺。事实上，所谓刺青或文身，就是用小型马达驱动的刺针在肌肤表面刺出无数极小的孔，渗入各色颜料，构成某种想要的图案。“我特地给这位无锡客人的父亲像刺出一种石头的质感，有种永恒的感觉。”

客人告诉他，他不会让父亲看见这个文身。一旦看见，就像确认了死讯，父亲会心凉。他还没有勇气和父亲谈论死亡。

“刺青做了10年，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刺青已经改变了它最早的一个社会功能，脱胎换骨，变成了人们表达和寄托情感的一种方式。”胡德良说道。

星期日：到店里来的，是上海人多，还是外地人多？

胡德良：上海人居多，约有2/3，1/3是外地人。外地人很有趣的，有些人从很远的地方来，从飞过来，就来文小小一个图案。

星期日：看来他很郑重。

胡德良：非常郑重。很多外地有是没有预约概念的，比如我，乡下出来的孩子，我们那边哪有预约的。但是一旦他要来上海来文身，都会问，师傅我要预约吗？还会用支付宝的方式，把预约费付掉，非常遵守大城市的规则。

星期日：我在你店里看到不少年轻人，他们是你的主要顾客群体吗？

胡德良：我店里以20、30岁的年轻人为主力军。90后也有，不过他们对文身的理解还是偏于装饰，或者出于一时的情绪，比如昨天和女朋友分手，今天文个她的名字。而二三十岁的人，对文身想得比较成熟了。以前他（她）会带来一群朋友，问他们，觉得这好看吗？不好看，他就不做了，说好看，他就做上去了。现在这样的客人极少。现在的客人，更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是个很明显的变化。比如说，文两只“花臂”（刺青术语，即两只手臂都做文身—记者注），还是有些贵的，客人会先存钱，存存存，存一年，然后来找我。攒钱的过程中，先把定金先交了，表达诚意，也防止涨价。我感觉，80后真的是长大了，他自己知道我要什么。

星期日：你的刺青店开了8年，看来对上海、上海人有不少观察和发现。

胡德良：上海人来做刺青，宠物占很大的比重。（打开电脑中的一张照片，一只小狗文身）。这是一位客人的小狗，母狗，跟了他好多年了。他也知道狗通常活十多年就会去世。他担心，等狗哪一天不在了再来刺，情感上受不了，就提前刺上去。

星期日：刺青能够缓解他对失去的恐惧？

胡德良：他觉得很安慰，感觉在心里面已经做了一个准备。之前还来过一位客人，她的狗和她家人一起生活了16年，后来老了，肝腹水死了以后，家里还摆了一个灵堂。狗的离去，他们全家人都很悲伤。她是不会哭的人，为了那只狗居然哭了很久，想到那个狗就会流泪。后来，她就来我这里文了一个狗的肖像。这些客人让我感觉到上海人特有的一种城市气质，和其他地方相比，情感更为细腻。

上海会把动物跟人的情感等同起来，而外地人，更多是纪念人为多。上海宠物刺青可以达到1/3，比例非常高。还有，上海人很喜欢为自己的孩子刺一个。

星期日：把孩子的姓名什么的刺在自己身上？

胡德良：是啊。你看，这是为孩子刺的，他的儿子属兔，就文了一个书法化的“兔”字，旁边还有他儿子的名字。孩子出生以后，做一些纪念性的刺青，这种刺青数不胜数，特别是80后。这种事情在上海发生的几率要远远大于其他城市。我也经常去北方，在北方，刺青还是有一点黑帮刺青的遗留，他们刺得都很大，很少去考虑画面真正的内涵，这几年还好一点，以前，某一个成员，他肯定会拿这个照片跟师傅说，帮我做一模一样的就行，一大片刺青，多少带有点“暴力美学”，而上海这座城市，更人文一些。

星期日：为孩子来文身的，是父亲多还是母亲多？

胡德良：父亲。这个也是为孩子刺的，也是个父亲，上海人，非常高壮。我们传统的思维，会把长相秀气和情感细腻划等号，长得高壮的等同于粗线条。经过我多年的观察，不能说完全不这样，但基本上不这样，挺有趣。

星期日：那反过来，来刺青的男子，也不都是高高壮壮的。

胡德良：是的，上海尤其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前年开始，我发现长相秀气的男性顾客越来越多，同时呢，女客人越来越多，接近80%。以前好像没什么这么明显的感觉，都是男带女，女带男，但现在不是，现在都是女带女，或者男带女，以女客人为主。

星期日：来文身的女孩，会让你印象更深刻吗？

胡德良：不一定，她们更多的是85后、90后，刚开始工作不久，甚至有些在校大学生。高中生也不少。因为我们每次都会问，到年龄了没有？刺青要到18岁以上（注：文身业的行规）。不过，有些女客人是挺难忘的。有个女孩一条手臂上有天生的胎记，一块块的红印子。我和她商量后，用接近于胎记的色彩，文上了浅浅的花纹，遮盖得比较自然。她是个年轻的女孩子，工作能力非常强，但手臂上的胎记，让她出去跟客户握手，和异性交往，都有些障碍。我这里的客人，经常有事没事回来坐坐。可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还有个很沉默的女孩，她刺了大朵的樱花在胸口。她很少说话，面对一个人，她最多微微一笑，仅此而已，不像其他客人，可以坐下来聊很久。

星期日：提到刺青，我们经常会想到岳母刺字的场景。在你这里，有直接刺字的嘛？

胡德良：有啊，挺多的（立刻从电脑里调出一张照片，是一只肌肉紧致的手臂，上面刺了四个字：临事而惧）。这个客人和我说，他觉得自己做事不够深思熟虑，有没有这样的字句可以给自己一些警告。然后我突然想起，有一天我看新闻，看到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穿着民族服装写书法，写“临事而惧”，遇事要有敬畏之心，三思而后行。然后我就给他提了这个建议，他觉得挺好。

星期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呢？

胡德良：长得很秀气的，在一家日企工作，白领，起初他担心刺青会影响工作，后来去问过老板，老板说，你的工作能力要大于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客人，是他的老婆带他来刺的，她觉得她老公老总是重复犯一个错误，跟我说，你能不能刺一个经典的、有中国文化的东西可以提醒他？我想了想说，“不二过”最好。

星期日：我挺担心的。

胡德良：你担心什么？

星期日：人紧张才会犯错。现在身上都刺上字了，不是更容易重复犯错了嘛。是不是在身上刺座右铭的，以男人居多？

胡德良：你说对了，还真是这样。有些男性会文上对自己的寄语，女性很少，我只有在一个女生的胸口刺过一个字，一大大的“留”，“留住”的“留”。

星期日：刺青好像总是和失去、留住有关。

胡德良：其实我们人类是害怕忘记一些东西。我们小小的分析一下，来刺青的人，基本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外露型，希望刺青别人都能看见，他（她）是想通过刺青传递一些信息，或者表达一些他不知道怎么表达的事情。还有一种类型，我不想让别人看到。看不见的（刺青），往往刺的都是真实情感，更多的是真实情感。那个人把父亲刺在肩膀上，但永远不想让他父亲看到。还有个男生，是驴友，在旅途上爱上了一个姑娘，但因为已经结婚了，就把他们相遇时的风景文在了自己的胳膊上，平常袖子遮住，谁也看不见。这类刺青，就是就像一个盒子，把一个东西放在里面保存起来。

星期日：你看，那位无锡客人也可以把他父亲的照片存在手机里，或者放在钱包里，但是他选择放在了身体上，看起来只是载体的不一样，但你觉得，保存在身体上，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吗？

胡德良：刺在身体上，是有些不同的。第一，人要过恐惧关。哪怕我跟客人说，你放心，不怎么疼的，永远没有人相信用针刺在身上会不怎么疼。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文身是很难很难洗干净的。网上有句话比较流行，惟有刺青陪你到死，这句话激励了很多人做了这个决定。

星期日：所以，刺青有一种恒久的感觉，刺青的人希望通过这种感觉，留住生命中最为珍惜、最为重要的东西？

胡德良：刺青就像每个人的“大事记”，最近我经历了一件什么大事，开心的，不开心的，高兴的，不高兴的，很多人就会想到刺青，身体的刺青成为大家一种宣泄、保存、记述一些事、物、人的载体。

左臂的悲伤

牛季男展示他的“花臂” 谢岚摄影

牛季男，26岁，东北人，健身教练

牛季男文了一条“花臂”。“花臂”是刺青业的一个行话，意思是整条手臂全部文有图案。

一年多前，母亲心脏病突发，只五分钟就去世了。直到今天，牛季男仍然无法接受这个失去。一看到手机里妈妈的照片，赶紧翻过去，不敢看。

母亲节那天，牛季男是在好朋友家里过的。吃饭、聊天，给好朋友的妈妈买了束康乃馨。过得也挺高兴，牛季男也总是笑。这都不是装的，但是他也清楚，自己的心里是忧郁的。

他得为自己做些什么。

妈妈刚去世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马上就要毕业了。发生了这件事，我就退学了。熟悉的地方不想呆着，不想别人问，不想别人关心，因为一提到这个事，那个痛苦就来了。然后，我就来了上海，在正大广场里上班。整整七个月，没有逛过正大一个地方，每天就是健身馆和家，不能让自己静下来。

现在，我还不怎么愿意去想这个事，心里还没接受。强迫自己不去想，可能好过一些。现在有时候我也回家，可在家里也不会待很长，好像回去之后，少了一个人。妈妈的照片，我都很少去看。怕痛苦出来了，自己控制不了。我怕自己很悲伤，或者说我怕别人看到我悲伤，让人担心。

我爸爸比较严厉，妈妈呢，不算温柔，但她比较理解我。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有自己的想法，她会说，你想清楚了就自己去做，但你要自己去承担后果。

打个比方，初中、高中、大学我辍学了三次，都是我自己提出来，不想学了。一般的家长的话，不可能同意的，她会和我说可以。在家里待了半年以后，会发现很无聊的。我说妈，我想回去上学。我妈说：要去上学啊，好，我可以给你学费，但是你的入学手续，都需要你自己去教育局办。

然后我就去医院开开什么休学证明，然后再去教育局办这办那，整个跑了将近十多天。最后，又找学校的校长、教育的主任啊。整个过程中，她都不会去参与的。

现在，我干点啥事，我可以跟朋友商量。但那个时候，连问路也好，都是我自己去做的。因为是一个小孩去办，你会看到很多白眼。等啊等啊等啊，等了好多天，人家也不愿意搭理你。因为你毕竟是个小孩去了，再礼貌地跟人家说话，人家也不会搭理你的。

我妈就是一直让我自己做选择，自己承担，这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和锻炼，不过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孤单的。

高三要考大学那会儿，班主任要求家长过来陪读，帮我们做饭，盯着我学习啊。我妈妈答应老师说，行行，这两天马上我就过来。但是整个过程中她都没有过来帮我做饭陪读。我报一本啊，报二本啊，都要自己弄。她也不会问你考得怎么样。

我感觉她给我的一些观念，我还是比较认同的，虽然说那时候我不太理解，她为什么不去管我？

我妈妈是有一些特别，但是我俩关系挺好的。

我们家对我的教育很奇怪的，有个大转弯。读高中之前，家里管我还是比较严的。四点半下学，四点四十分之前，必须要到家的。我每天的时间，他们会给我安排好，都是我根本不感兴趣的东西。我妈喜欢养花，就让我去学修剪、栽培。我爸喜欢乐器，他在演奏的时候，我是必须要坐在旁边听的。出去玩儿的话，是限时的，差五分钟都不可以的。我想看会儿电视，想去跟朋友玩儿，玩球。不让去的。那时候很难过的，特别难过。

但是到了高中，忽然间就什么都不管了，你就是一片天空了。前两年，我感觉我自由太多了，比较开心的，但是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忽然感觉有些空虚了。

我这人比较情绪化，会做一些冲动的决定。这个时候，我想到的就是，赶快回家，赶快回家。

我回去之后呢，就能在家里静一静。我回去的时候，我妈不会问我，她知道我，心里不舒服，但她不会问我。她也不打搅你，她也不数落我，也不开导我。

她只是说，哎呦，儿子回来了，妈妈给你买菜啊，聊一些不让我闹心的事儿。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感觉的。我感觉她挺相信我的，她知道我，也就是萎靡这一段，安静几天，自己想想就回去了。

我妈在，家就像一个避风港。年纪越大，她的存在对我意义越大，而我已经没有尽孝的机会，心里愧疚就越来越大。有时候安静的时候，去想这个问题，会发现，哎呀怎么就忽然间就这样了？怎么办啊？

这次想到做刺青，一来是我比较喜欢刺青，二来我想纪念妈妈。我到现在还不敢看妈妈的照片，手机里有，但看到的时候马上就翻过去了。我想有一种方式可以纪念她。

我背后有条龙，是初中毕业时文的，那是我第一个文身。当时爸爸想让我去部队，我不愿意，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就在背上文了一条龙，因为征兵有规定，有文身的人不能入伍。

那条龙文了七八个小时，刺针一针一针地扎，过一会儿，头三四个小时，就习惯了，一直在睡觉。等五六个小时后，心里就烦躁，谁说一句话，就想骂人。接着，身体发冷，就想赶紧结束，不停地问师傅，还多久还多久。到后来，一针针都像是煎熬。人感觉疼痛时，身体会分泌肾上腺素，抵抗疼痛感，但疼痛的时间太长了，肾上腺素顶不上去了。等师傅说弄好了，整个人塌了一样。

最初我想刺康乃馨，良哥（即刺青师胡德良）说，萱草是中国的母亲花，也是忘忧草，你觉得怎么样。我一听就很喜欢。然后我们又聊了半天。手腕这儿还刺了中国福娃，希望自己走出悲伤，好起来。

为什么是整条手臂？你看过《美国队长》吗？那里面有个大反派，一条"银臂"，我觉得挺好看的。我这个人，好像对完整有强迫症。上闹钟，要么九点整，要么九点半，绝对不能是九点十五分。好多人的"花臂"只做到手腕上头，我不行，必须刺满，不然心里不舒服。你说，这和我小时候必须准点回家、不然会被揍有关系？我从没这么想过，让我想想。

文身人

Cici，公关策划，三十出头，上海人

Cici的身上一共有六个文身。其中两个刺在脚踝整面，太阳和海豚，挺美的，但她不肯拍，觉得自己的腿有点粗。其实她的腿白皙，健美。右耳的背后那个柔嫩的小地方，刺着英文单词king，很多人以为是男朋友的名字，其实是她狗狗的名字。她的后背和臂膀也文上了自家猫咪和狗狗的肖像，眼神逼真。

“这是我第一次养宠物，就想做个纪念。回到家，有两个小家伙陪陪你，挺开心的。在情感上和它们很亲密，就像家人一样。和它们在一起，我有时像小孩子一样胡说八道，有时候像妈妈，照顾它们。这一面，我很少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

做第一个文身，Cici母亲挺好奇的，第一句话问她多少钱，父亲一个礼拜没跟她说过话，非常生气。隔了一个礼拜，父亲跟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能洗掉吗，她说不能洗，又是三四天父女俩没说话。Cici挺无奈的，“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上海男人，对女儿挺爱护的，但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他烧一桌菜，也不会跟你说几句话”。

Cici说，所有的文身，身体正面的部位要比后面的要疼，疼得多，有快昏过去的感觉，一直要喝水。不能说喜欢刺青，但她觉得刺青会让人看起来不太一样，她喜欢不太一样的。

为什么要刺那十个字

宋振华 谢岚摄影

宋振华有个苦恼。

他很想拥有真心的朋友，很愿意为朋友付出，可是他总是缺少朋友。更难受的是，他的头脑勒令他和人保持距离，而他的心却忍不住对人报以善意和热忱。

访问那天，给他拍了好几张照片，有些是絮絮叨叨地在说话，有些是温和地笑着，有些神情肃然地看着镜头。问他愿意选择哪张在报纸上刊登，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后一张。“我不想让人以为我很平和快乐，那不是真的。”他说，“现在的我，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这张比较符合我真实的状态。”

右边肋部的刺青也诉说着内心的冲突，那用草书刺的十个字是：“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

事实上，这不是宋振华的座右铭，而是他生命的一个大挑战：他如何才能穿越冷酷青春期的后遗症，和人、和这个世界，建立信任的关系。

这个刺青的故事有些长，还得从他小时候说起。

宋振华，25岁，上海人，网络公司职员

星期日：我有些好奇，你为什么要接受我的访问？

宋振华：反正今天下午我没事，和你聊聊也挺好的。不然的话，我还要想这一两个小时怎么度过。我这个人，价值观很扭曲的。

星期日：这样的开场白我倒很少听见，有意思。

宋振华：小时候，我父母去了外地办厂，我初中被他们送去寄宿制学校。我寄宿的那个年代正好是社会经济发展很快，收入差距拉得很大的时候。我的寄宿学校学费很贵，很多学生家里很有钱。而我去读书，是父母拿出了所有的钱，在这种情况下，在学校里被人家欺负，青少年时期过得不开心。

星期日：我很感谢和欣赏你的坦诚。很多人不太愿意谈不愉快的事情。

宋振华：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发泄的窗口。以前我也很避讳谈，除非是很信任的人或者是自己女朋友可能会讲。因为从别人的眼光看，过得不开心，并不光彩，不是什么很好的事情。现在是成年人了，我觉得无所谓。这是人生的一段经历。我觉得我的价值观都是在那段时间形成的。

星期日：你愿意具体说说么？

宋振华：比如说，我们有一台洗衣机是公用的，大家就会轮流排队洗衣服。但家里有钱有势的学生会觉得，第一、洗衣机要我用；第二、哪怕我不能用，也要找人帮他洗。在学校里，总有和我类似的人，条件一般的，他就出钱让条件一般的人去洗。我不喜欢那样，我们都是来读书的，我不是你的工人也不是你的跟班。但是有些人可能迫于一些压力，就去做了。我不想和我一样的人去做这个事情。他们就好比是我的同类，我把他们当朋友，我希望大家都能不受迫于这种压力。那我就会和他们有争执，我是个耐不住性子的人，脾气有些暴躁，有什么事情都会放在脸上。

星期日：人有一种趋同、自我保护的本能。在那个环境里，你那么小，本能会认为跟你差不多背景的人是一类人。所以当他们和你不一致的时候，你很着急，也很失望？

宋振华：我可能当时不会想这么多。如果他们做这件事，我会觉得很没人格，但是他们真的做了，我不会觉得很讨厌。有一次，有一个同学帮另外一个同学洗衣服，我看到心里也很难过，就帮他一起洗。我把他当做朋友，就想帮你分担。也不是说我有多好，只是我觉得看不过去。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是寄宿制学校，老师的职权是课堂教育。生活、就寝，是教官管的。我们那个年纪有很多人抽烟，在厕所抽烟，抽完烟以后就把烟头丢在厕所里，正好我也上完厕所出来，那个教官就说烟头就我丢的。其实他知道不是我抽烟，但是他好像要完成一个指标一样的，随便抓个人凑数。他就会问我，谁抽烟，没人承认。这时候，我帮他一起洗衣服那个同学也在，他比较老实，他也不抽烟。然后教官就问他说谁抽烟了。那个同学就说是我抽的。

星期日：你非常受伤？

宋振华：我觉得很气愤，很气很气，甚至有一种要掐死他的感觉。但是后来想想也就算了。但是，我的价值观就是在这个时间形成的。

星期日：形成什么价值观？

宋振华：我父母在那时候时候忙于赚钱，他们有一种内疚感，觉得很对不起我，让我去寄宿学校，他们以为是给我最好的，但是他们没有想过我在当中的生活。有一次夏天，很热，要放暑假了。同学故意尿在我床上，我根本没办法睡觉。那个时候我考高中了。后来我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了，就觉得我不能被人家欺负，那时候做的反抗就是打架。

星期日：那是人保护自己的本能。

宋振华：打得挺厉害，头破血流。老师就给我父母打电话，父母从南通骑着摩托车赶回上海，200多公里路，赶回来，人冷得不行。（他们）到了学校以后，老师不分青红皂白，打架肯定是我不对，有钱的孩子肯定对，百分之百对，把我父母教训了一顿，讲得很难听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种想法，就是要有钱要有势。

星期日：现实环境只给了你一个保护自己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

宋振华：对，我跟自己讲要变成这样的人，其实也做不成这样的人。然后就慢慢毕业了，因为打架这个事情，学校还是给了我处分。本来我可以保送到一个重点高中，因为我读书成绩蛮好的，但是就因为处分，我没有机会去了，就回到杨浦区去考。但是我那个时候情绪也不好，才考了一个中专，又是一个很差的氛围。

星期日：很差的氛围里发生了什么？

宋振华：我不是自暴自弃，我反而发现这个很差的氛围里面大家都不好好读书，我反而算是成绩好的，每年都能拿到有奖学金。

星期日：其实你是喜欢读书的。

宋振华：对，我后来经常和父母说，我在最想读书的时候，没有一个环境让我好好读书。

星期日：很差的风气是指什么？

宋振华：比如说我每天上课，到下课两个自行车轮子肯定都是没气的，或者把我座椅拆走了。有一次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要到暑假了，这时候学校里七七八八的事情最多，因为要放假，学校监管比较松。有一次考完试，我走到学校门口，惊呆了，门口很多人围着，就是等我。

星期日：围殴？

宋振华：就是围着我，也不知道他们想干嘛。最后我才知道，隔壁有一个区重点高中里的男生谈了一个女朋友，是我的同桌。他觉得我不能坐在他女朋友旁边，就叫了很多人挑事，“扎台型”。我看这个情形，逃也逃不走。老师也不管，老师知道门口发生这个事情，但也不管。我读书的时候给我形成一个价值观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哪怕你是个老师。哪怕他知道门口可能会有斗殴又有怎么样……

星期日：你感觉很冷漠？

宋振华：很冷漠的。我想也逃不掉，然后就打架了，人家这么多人，不是打架，打架是互相打，我是被打。被揍完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回家。父母看到我这样，很气愤。就是我父母第一次觉得很气愤，站在我的角度说话。他们就去学校找对方学校理论，对方也承认错误。但我当时就跟我父母说，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对方道歉了，但这种道歉就是很不屑，我打你怎么样？我打你我赔你点钱。我很气，这不是真正的道歉。果不其然，休息了一个多月，第一次回学校，又被同一批人打了一顿。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公平可言。我回去跟我父母大吵一架，我说你们这种息事宁人的价值观已经过时了，现在的社会你们根本看不懂。他当面可以跟你解决，以后他可能马上再报复你，当时，我只相信，这个世界只能是以暴治暴的。

星期日：你现在说起以前的事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宋振华：这种事情当然会淡，但是久而久之我觉得没有这么多公平而言。

星期日：当你感觉到这个不公平的时候，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很失望？

宋振华：我不放弃，不失望。既然是这样，我不要做那个被欺负的人。那怎么样不被人欺负，很简单，两点。第一我要赚比别人多的钱，第二点我要比别人健壮。

我身高不高，小时候被别人欺负。现在我妈妈经常说，你为什么要健身，肌肉练得一块一块的。我说，人就这样，要给人一种威慑力。有时候开车不方便，我会去挤地铁。冬天我穿很多，明显觉得很多人挤我，看我个子不高拼命挤。但我跟我妈开玩笑，夏天就没有人跟我挤。我站在那里，有的人故意到离我一步之遥。

星期日：你因此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力量？

宋振华：我自己可以保护我自己。每天不管我工作不工作，不管下班几点，不管多累，我一般会跑5公里路，每天都锻炼，强迫我自己。我觉得首先要在身体上能保护我自己。再一个就是我在经济上我要保护我自己。回到我们的主题，为什么去文身，为什么会文这句话，“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我感觉我从小到大，身处的环境让没有什么交到什么朋友。我错过了这个阶段。

星期日：在那样的氛围要交到朋友不容易，你还得忙着解决你的生存和尊严问题。

宋振华：每个阶段应该做每个阶段的事情，在应该交朋友的阶段我没有交到朋友。会导致什么？人会孤独。打开手机，通讯录里面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但是你真正碰到很急的事情，你发现能找到的可能一两个都没有。

星期日：是的。

宋振华：人越是没有越是渴望。我就很迫切很希望有朋友。我工作以后我就会想去交朋友。可我发现好像我又错了，工作这个阶段是大家戴着面具做人的时候，我却选择交朋友。结果，好几次真心对待工作中结识的朋友，却被撬了墙角。我就跟我自己讲，不要再随便相信别人。但我的性格就是那种，别人对我好一点，我就会觉得大家就做朋友。在身上文这句话，和今年发生一件事情有关。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唯一一个我在工作后认识的朋友，觉得聊得来，而且他很本分的一个人。我和他大概做了五六年朋友，关系一直很好。

星期日：后来发生了什么？

宋振华：我和他分开不做朋友是因为很小的事情。他家里条件一般，我吃饭、打球，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我都会叫上他。但是我忽略一点就是，我没有考虑他的自尊心和经济能力。比如买单，时间长了可能变成他的负担，而且也许他为了面子，也不能拒绝我的邀请。后来我想，其实我是有错的，我某些方面很自私，我只是想找一个人陪。

星期日：你忽略了朋友的感受，也许只是很渴望有人陪伴。

宋振华：我就觉得，茫茫人海我认识你已经很不容易，做不成不朋友也不是无所谓，我还是很……

星期日：遗憾？

宋振华：不能说遗憾，我还是蛮痛心的。可能他觉得不在乎，因为他还有其他朋友。但是我就觉得很痛心。如果你今天有十个东西，你少去一个无所谓。但是你只有这一个，失去了，承受这种痛苦的东西就是它的十倍。

星期日：所以刺这句话，看起来是提醒自己不要随便相信人，其实是不想自己再受到伤害？

宋振华：我和我女朋友讲，我现在很害怕。害怕什么？害怕我不懂得怎么再相信别人，但是别人对我好一点，我又会相信别人。我担心这样的性格导致我没有办法成功，也没有办法交到真心的朋友，所以我更害怕。我还会害怕女朋友忽然也不和我好了，那我还有什么？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有时候我想，今天这种心态，是我造成的呢，还是这个社会造成的呢？

星期日：有些人跟朋友掰，很伤心，也许喝一顿或者把他打一顿，而你选择了刺青，这个念头哪来的？

宋振华：就是我想记住，不要随便相信别人，但我又经常会忘记，所以我就想，有没有方法把它一直带在自己身上，时刻可以提醒自己？当时就想到了刺青，那以后每天照镜子就会看见。有天，我哥哥说他想去刺青，我问他为什么，他也没讲，就让我一起去。我们家里教育都比较严，就像小孩子做一件不允许的事情，要偷偷摸摸结伴去了。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也刺一个。

星期日：我听说这个位置比较疼的，是你自己选的吗？

宋振华：第一，这个位置不太会被人家看见，弄在手上也不像样，到底要上班的；第二，人家说越痛越记得牢。

星期日：它有用吗？

宋振华：有用。但是我始终觉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这个脾气就是容易相信别人。

星期日：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脾气其实是你最大的保护？宋振华：怎么说呢？星期日：你不敢相信人，很大程度上是你读书时受到的伤害造成的。但你拥有善良、热忱的天性，是一件幸运、珍贵的东西。它让你对自己、他人和这个世界，还有所相信，有所期待，它们会保护你，让你的价值观“扭”过来。

宋振华：谢谢你这么说。

你可不可以把内心最想要的东西告诉我

胡德良的刺青店是中式的，他自己也经常是中式的。及肩的黑发在后脑勺扎成一个小球，白色棉布对襟褂子。如果碰上重要的行业大会，他会换上蓝色的长袍，垂搭一条玫瑰红的围巾。

不过，七八年前，他完全是另外一幅模样：黑色紧身背心、长长的头发梳成一绺绺非洲式的发辫、重金属饰品、右臂上一个张扬的刺青—标准的“古惑仔”造型。

不知情的人，看到这般模样，不免心生畏惧和嫌恶。殊不知，那只是保护自己、免于欺负的外壳。

早期的刺青，也是这样。

“《古惑仔》1996年出来的时候，那时候疯了，许多人都去刺一条"披肩龙"。

那时候大家对刺青没有过多的理解，比较浅表，就是觉得，哎，挺威风，我也要刺一个。”胡德良说，“2004年那会，我跟着别人去做生意，把钱败完了。当时文身这个行业给我的感觉是，入行门槛几乎为零，只要给师傅掏一点点学费，可花一两千，把工具买齐了，就能做这个行当了。那我就靠这个为业，解决生计问题。”

2004年，胡德良在福建建阳开了个小店。当时开刺青店，都会问一句话：你那里混的人多吗？混的人不多，不要开，肯定没有生意。他当时也把店开在了鱼龙混杂的必经之路，周围环绕着夜总会、KTV、慢摇吧。

“那时候刺青的客人，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夜店里来的女孩，还有一种就是混混。坐台小姐基本上文蝴蝶、玫瑰。混混嘛，就龙虎豹狼，猛兽比较多。也许因为我们祖先总是说把什么东西文在身上，就会被赋予那样的力量。”

混混多，才有生意，可这样的生意做起来心惊肉跳。

“现在的混混在比谁花钱多，以前的混混是在比谁不花钱。一个混混进来文身，你如果收不到钱，他那一帮人你都别想收钱。所以当时我们的收入是很低的，很多钱要不到。担惊受怕，因为生存堪忧嘛。很多刺青师就打扮得特别古惑。我不想被那种人欺负，我就成为那种人。我当时黑背心，露肌肉，长头发，属于强壮型。当时做文身，大家都不穿衣服，光着上身，我也是不穿的，弄得很威猛的感觉。”

2006年，胡德良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他准备了几个月后，来到了上海。“我觉得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上海包容性是最好的。有人说上海人怕事，那我就跟北方人说，你们不怕事，惹了事为什么要跑呢？上海人怕事，是知道这件事情我惹下来，承担不起，我就不惹事。我的性格和上海人比较接近，有所为，有所不为。”

初到上海，胡德良先落脚在彭浦新村，“待那里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夜市，混混多一点。在一个地方，你想要待下来，你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我们开始在夜市上发传单，生意还蛮好，经常是我们在里面刺，外头一帮人在打架。在彭浦新村待了4个月，盈利了，我就往市区去进军。”

这时候，胡德良参加北京的文身展会，认识了一些台湾刺青师，让他看到了这个行业完全不同的一面。

“在展会上，我看到台湾刺青师会和跟客人在聊，他们聊的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当时我们是这样的，客人进来：老板，做一个"榔头"多少钱，我说500，他300，不行，我说400，他说350，最后380就成交了。而他们呢，聊着我为什么要给你做这样的图案，你可不可以把你内心最想要的东西告诉我，因为皮肤是你的，我们所有的创意最终都是为了你内心最想要的东西去服务。”

一位叫萧时哲的台湾文身师给胡德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文学功底非常深厚的刺青师，态度真的温文尔雅。工作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很远的，腰板永远笔挺的，和客人保持一定距离，有点像作画一样。他说如果你的工作姿势不对，你的身体一定不对。”

“有一次我们在北京讲课，他讲的是构图课。他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作品，有青色的一面，就说明这个作品在进步。他说一颗大树，如果都是一模一样的绿色的叶子，它一定是假的树。真正的树，一定会有枯老的叶子、长得不成型的叶子，有被虫咬的叶子，那个才是生命。这个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我们大陆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切以精美为导向，而他觉得，精美不是生命，生命一定有不成熟的一块，也有成熟的一块。”

慢慢地，古惑仔的保护色褪去了，胡德良通过一个个来刺青的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图案，思考着究竟什么是刺青师。

“有人说，刺青师是一个"类画家"，我觉得，刺青师有点像古时候的代笔先生。大家都不识字的时候，一个代笔先生摆了一个摊子，然后来一个人，说你给我儿子写一封信吧，我想念我儿子了，有话要跟她讲。我就把想说的话告诉先生，先生用自己的文笔，润润笔，写成更通顺，更有文化。我觉得刺青师更像这个，因为他最终还是表达这个主人公内心想要的东西。那至于美不美，就看刺青师的艺术造诣。”

在闽北方言里，有个词，叫“不惜力”。胡德良说，自己和客人相谈，是不惜力的。“聊了三个小时后再"下针"，我会入戏的，我会对要刺的图案带着一种感情。”

每个人都带着情感的动荡，都需要倾听和提问—或许，这是胡德良发现的当下刺青业的行业秘密。

文身人

Nicholas Banas，美国人，28岁，中学教师

7月底，Nicholas Banas要回美国了。他的家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镇。那儿风气保守，虽然离纽约不远。有时候回去探亲，镇上的人很热情，但诸如“中国在哪儿”、“中国人真的吃狗肉吗”之类的问题，让他不知道怎么和家乡人分享在上海这四年的生活，这让他感觉有些失落。

在上海这四年的生活，对Nicholas而言，是很重要的。以前在美国，看到非裔、墨西哥人、西班牙人……，他会不解：为什么在美国那么多年，英语还是说不好？现在他很明白了，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在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生活，非常不容易。这让他对移民、以及生活着的人都产生了理解和尊敬。

Nicholas在右臂上文了一个醒目的刺青，作为对上海生活的纪念和告别。

“石库门是上海的标志，也是我日常生活的地方。菩提树、樱花，代表印度和日本，我是因为来到上海，才有机会前往亚洲更多的地区。老虎是什么意思呢？来上海的那年刚好是虎年，我也是属老虎的，现在他要离开上海，回家了。”

Nicholas对未来有些担心，他喜欢大都市的生活，担心无法重新融入一个传统的美国小镇。4年前来上海的时候，他年轻，有工作，有学校准备好的公寓，现在，一切要重头开始，没工作，没钱，还年轻。

谈到这些，Nicholas垂下了眼睛，好像在眼窝上投下了一抹阴影。他看上去有些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