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做得更多(稳消费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势和环境变化，疫情冲击、地产低迷、俄乌冲突、出口承压，内外部多重因素使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继续加大，经济增长内在动力明显不足。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更多体现在消费

刚刚公布的4月高频数据显示，疫情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对需求端的冲击和约束加重，三大需求呈现全面回落态势，经济下行速度有所加快，经济仍处艰难探底过程中。其中，4月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9%，环比下降7.08%，均超预期出现负增长；PMI指数为47.4%，再次跌至景气区间之下。受房地产投资继续拖后腿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当月同比和环比均出现负增长，三大类别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均出现回落，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6.5%和12.2%，分别比上月回落2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更是下降2.7%，显示之前的稳投资政策受多重因素制约，效果尚未显现。随着全球经济复苏逐步放缓，以及国外对我与疫情相关的产品需求下降，出口增速开始明显回落，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开始减弱。

最让人震惊的是消费的断崖式萎缩，其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均为历史罕见。4月社零同比下降11.1%，受冲击最大的餐饮和零售分别下降了22.7%和9.7%。已非常接近2020年一季度疫情最严重之时。彼时的2月和3月，社零最低曾录得-20.5%和-15.8%，这两个月的餐饮同比分别是-43.1%和-46.8%，零售同比分别是-17.6%和-12%。主要表征中小微企业经营状态的财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PMI指数4月分别录得46和36.2，均为2020年3月以来最低。

消费萎靡的背后，是彼此相关的三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疫情冲击持续发酵，二是经济主体预期悲观，三是就业形势愈加严峻。城镇调查失业率今年以来逐月攀升，1-4月分别是5.3%、5.5%、5.8%、6.1%，特别是16-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更是令人唏嘘和揪心，前四个月分别是15.3%、15.3%、16%和18.2%，明显差于2020年上半年疫情刚爆发时的情况。

内需的全面走弱也得到了金融数据的验证。4月份社融增量腰斩，同比-51%，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56%，新增中长期贷款同比-60%，远低于市场预期，创2013年以来同期的最低值；居民部门贷款再次出现历史罕见的减少2170亿。上述数据显示，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经营愈加困难，有效融资需求十分乏力，无论是居民户房贷、非住房消费贷还是经营贷，均出现了负增长，其中个人按揭贷款更是出现了历史上第二次的“净偿还”，居民全面去杠杆的趋势非常明显。

总之，经济主体对未来的预期依旧非常弱，对政策刺激处于无感状态，不想扩大投资和消费，只想有钱还债，已经呈现一定程度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迹象。

稳增长的核心应当转向稳消费

过去两年，消费增速两年平均水平始终大幅低于疫情前水平，这一方面反映了疫情对就业的扰动及其对收入的重创；另一方面也是长时间的经济下行抑制了居民收入增长、提高了各项生活成本的结果，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群体和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从业者而言更是如此。短期来看，这些因素如无外力进行干预很难有所缓解。特别是，消费偏弱的格局在疫情没有得到根本和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恐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受疫情冲击影响，整个上半年中国经济料将处于探底和筑底过程中，这使得实现今年5.5%的预期经济发展目标代价极大、成本极高、不确定性极强，需要的政策灵活性和力度将超过2020年。如果政策力度不够或防疫政策不加灵活调整，全年GDP增速有很大可能跌破5%。

早在去年年底，中央即已做出前瞻性预判，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需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政策重心亦再次转变为稳增长。那么，在政策层面实现“稳字当头”最适当的抓手是什么？是基建？还是房地产？我认为，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稳增长的核心都应该是稳消费，稳消费的关键是财政政策扩张，财政政策扩张的最优抓手是消费券。

随着海外疫情防控相继放开和供应链修复，海外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回落；目前稳增长、稳投资的“主力军”无疑是基建，这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但基建投资的持续扩张受制于债务风险管控和投资回报率高的优质投资项目稀缺等因素，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可持续性不强；在“房住不炒”主基调和部分房企流动性风险持续暴露的环境下，房地产投资尚难摆脱负增长困境。就理论而言，投资毕竟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才是最终需求，它反映了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因此，未来提振总需求、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主要着力点是消费。长期以来，相对于投资，我们对消费还是重视不够，特别是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更应该重视并充分发挥稳消费对于稳增长“挑大梁”的重要作用。

考虑到当下的政策空间，应对需求收缩、稳定消费主要应依靠财政手段，财政政策应当也完全可以成为稳消费的政策首选。作为总量工具，货币政策在纾困居民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民众和低收入群体方面，作用十分有限。本就该承担结构性职能的财政部门，应当更加积极地发力促消费、调结构、稳增长。同时，财政加杠杆的主体应以中央政府为主，以替代已很难再加杠杆的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疫情以来各国对冲经济下行的国际经验显示，通过财政手段救济居民的做法非常精准和及时，现金补贴在欧美国家包括我国香港地区已非常普遍，效果立竿见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疫情对民生的冲击，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稳消费我们还能做什么？

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是近些年来所罕见的，相较2020年更加复杂、更加严峻。要打破可能会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一非同寻常的恶性循环，需要尽快回到中央关于经济工作整体部署的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偏离，将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这样的主基调下，在核酸检测常态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尽快全面复工复产，及早消除疫情对就业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冲击，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中央提出的相关增量政策工具，毫不犹疑地加大政策扩张力度，出台能有效提振信心、扭转市场预期、真正让经济主体有获得感的稳增长举措，极力防止经济过长时间停留在潜在经济增速或合理经济运行区间以下。

为提振疲弱的总需求，当前还是应该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发力，依靠中央政府加杠杆，适当扩大赤字规模和国债发行规模。只有宽财政才能宽信用，才能有效对冲居民和企业同时去杠杆带来的负面影响。

扩大消费的主体显然是居民部门，为纾困疫情受损民众和低收入群体，激活最终需求，建议以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筹措资金成立促消费特别基金，并向全国范围内特定群体或全体民众发放普惠性质的现金补贴或消费券。为达到较好的效果，其规模至少应在5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如只针对特定人群，如疫情受损民众、离退休老人、县域乡村消费者、多孩家庭和低收入群体，可按每人1000-2000元标准，大致合计6000-8000亿元；如针对全体居民，可按每人500-1000元标准，大致合计7000-14000亿元。

如果担心发放现金可能产生的资金沉淀问题，可更多使用消费券的方式，在过去部分城市试点的基础上，大幅增加发放消费券的城市、规模和力度，拓宽消费券的使用范围，从餐饮、零售、旅游、酒店、文化娱乐逐步扩展到教育培训、家电汽车、装修装饰等，有效发挥其在经济下行期提振消费、扩张经济和保障基本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平稳定等多重作用。应当看到，向这部分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弱势群体发放消费券和现金补贴，不会转化为储蓄、产生资金沉淀，不会挤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不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实质性压力，相对于其他副作用和局限性更大的稳增长举措，更加精准、有效和可持续，是一举多得的稳经济、纾民困的有效措施，何不一试呢？

居民消费的大头一是汽车，二是与住房相关的诸多品类。对于稳定汽车消费，要从尽快复工复产和适当刺激两手来抓。新一轮汽车下乡要优化补贴方式，多向新能源汽车倾斜。可对一线城市居民适当多发放一些号牌资源，以释放实际需求。

没有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就不可能有消费和经济的稳定。针对当前房地产业的低迷市道，不仅需要对首套房按揭给予“定向降息”，对以改善性需求为主的二套房也应适当降低按揭贷款利率，同时放松一些不必要的限制性措施，如限购、限贷、限售、限价等收缩性政策，特别是对于一线城市的过严限制性政策也应适当放松，以大力支持合理住房需求，包括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这样对于消费的拉动可能才会更加明显。在供给一侧，应着重解决房企的信用和流动性问题，加大包括地价、房价、贷款和税费成本在内的降成本力度，进一步优化预售资金监管政策，强化房企合理融资需求的政策支持，改善企业现金流，避免房地产硬着陆造成经济硬着陆。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持续超过两年的疫情使多少家庭、多少百姓已经手停口停、储蓄见底甚至靠借钱度日。从根本上扭转消费的颓势，还需依靠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依靠共同富裕相关政策的尽快落地，来稳定居民的收入预期。

当前，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改善居民内部收入结构，推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税收制度、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是调整分配结构、“分好蛋糕”的重要任务，也是降低基尼系数、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途。

此外，还可通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尽快稳定资本市场大盘，尽快扭转资本市场的负财富效应，改变其财富毁灭而非价值创造的负面形象，稳定投资者的预期，增强其对未来的信心，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稳定消费没有捷径，也不会一蹴而就。只有各方共同发力，主动作为，我们才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中国经济才有望在爬坡过坎后迎来真正的柳暗花明。

（王军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