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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难写的繁体字复制(董正贺:故宫有位专门写字的人)

更新时间:2022-11-14 06:29:03

人物简介:董正贺,1951年生于北京,故宫物院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故宫书画馆、石鼓馆、金银器馆、国家图书馆等匾额书写者。以欧体楷书名于世,兼习篆隶行草诸体及泰山《金刚经》,师从徐之谦,曾得康雍、刘炳森等先生指授。2020年8月19日,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世界上最难写的繁体字复制(董正贺:故宫有位专门写字的人)

董正贺。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故宫需要什么样的字,从来没有标准,但董正贺必须直面这个问题,从她44年前接过前辈金禹民的担子那天起。

书法篆刻专家金禹民从解放后就一直在故宫,在董正贺之前,金先生的字被认为是代表故宫的字。

新中国成立之后,故宫一直有一个专门“写字的人”。那时还没有电脑,宫里从展览前言、文物说明,到新设展馆、业务部门的牌匾,乃至游客通知、指路牌,都需要人手写,有时用笔墨,有时用广告粉,有时用油漆。

神武门外,郭沫若为故宫题写的“故宫物院”匾额已经悬挂了快50年。宫里的“珍宝馆”“陶瓷馆”“青铜器馆”也出自他的笔下,乃至他上世纪70年代逝世之后,故宫新设立的场馆,如书画馆、石鼓馆等,为了保持风格的统一,也由董正贺仿写郭体字而成。他的字塑造了故宫匾额的“视觉系统”。

在数十年里,董正贺则以欧楷为本,创造出端庄大气、有庙堂之气的书风,写在故宫的各个宫殿和角落,创造了故宫的另一套“视觉系统”。

现在,故宫拥有了新的“视觉系统”:电脑字体。宫内的功能性文字,基本都被电脑打印代替。董正贺已经退休9年,第三代尚未有人接班,以后或许再也没有这样一个“写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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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贺用楷体书写的故宫石鼓馆藏品上的石鼓文。受访者供图

庙堂之气

才30多岁的时候,很多人看董正贺的字,都以为是个老先生写的。

端庄、大气、法度森严,董正贺一直以此为追求。中央美术学院一位老师说她的字有“庙堂气”,她听了非常高兴,40多年来,这正是她理想中故宫字应该有的样子。

她今年69岁了,短发花白,步履矫健,不限号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要开车出门转转,也无一天不读帖。她相信字如其人,她的字风格大气硬朗,毫不拖泥带水。

这种风格她摸索了至少10年。董正贺第一次在宫里看到金先生的字,就感到挫败,难以企及。

她是1974年进宫的,那年故宫打算招几个去文物修理厂的工人,她以知青身份通过了招工。填表的时候,分配岗位的领导问她喜欢什么,她说喜欢书法。他看了董正贺的字,决定不让她去修文物,分去整理故宫在文革中留下的一些文件资料,需要字写得好。

董正贺活儿干得漂亮,这份工作干完以后,又被安排到陈列部,专门整理故宫文物资料。这原本是大学生才能去的地方,初中生董正贺因为一手好字得到了机会,一步从工人身份跨到干部身份。

1976年,故宫专事书法的金禹民先生患上重病,董正贺被调入美工组,接手他的职位。当时还没有电脑打印,宫里需要用到字的地方全由人写,展览的前言一写就是半面墙,露天的游客告示风吹日晒,三四个月就要换一批,都由金先生来写。

25岁的董正贺有点忐忑,虽然一直对书法很自信,但看到金禹民写在故宫的那些字,她觉得自己差得太远,也不知道怎么追。身边的故宫老专家们提点她,金的字是从赵孟頫那来的。她刻苦临了一年赵孟頫,发现自己竟然也能写成金的水平了。这时老专家又点拨了一下:没必要照着金的字来,你可以写得更好。

“她年纪轻轻就接触并且翻新、临摹很多故宫的牌匾,都是出自陆润庠、张百熙这些状元手笔。当时徐邦达、刘炳森、朱家溍这些大师眼睛是雪亮的,哪一笔跑了、走神了,一下子就能看出来,非常难。”董正贺的老朋友、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胡琦说。

董正贺后来觉得,金先生的字飘逸,但少端庄,她揣摩了金字的秀美,又掺入欧楷的端庄,渐渐有了追求的方向。

胡琦认为故宫给了董正贺得天得厚的优势,她看到了太多历代真迹,大量临写翰林院状元们为皇帝、太后代笔的匾额,高雅书卷气潜移默化“吃进”了心里。“她写欧楷,非常规范严谨,而且端庄华贵,可以说独具宫廷气质,一般人做不到。”

她在故宫写的字,很大一部分是功能性的,需要让老百姓看得清楚,又感觉美观。但她作为专业书法家,追求远不止于此。她以前常跟爱人画家杨刚讨论,书法能不能做到雅俗共赏。杨刚说,所谓大雅大俗,说到底就是返璞归真。至今她也没有答案,她努力做到的是,行家看到她的字能看出背后的功力,普通人看到会觉得美,觉得比电脑字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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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贺手写的展览前言。受访者供图

老师傅们

董正贺的书法来自家学。她1951年出生在南池子的四合院,就在故宫红墙外。祖父董玉琨是京城名医,精于书法,父亲董石良是书法家,曾供职于荣宝斋,著名的“张一元”牌匾就出自他的手笔。

打小父亲就训练她写字,二年级那年暑假,父亲看她在外面跳皮筋,把她领回家,让她每天写完一张大字再玩。一个暑假的时间,她就把《玄秘塔碑》写得有模有样。五年级时,她的字已经超过了老师。她很早就从书法中获得了自信,也从不认为练字苦。

那时候,董正贺只知道有医生和老师这两种职业,理想是考上北师大当老师。上山下乡后,政治运动突然将她丢进真实的世界里,那些年少的生活与想象离她远去。1969年去内蒙古的劳改农场插队后,她离开了笔墨纸砚,书法功力用在给同学写家书的信封,或者帮农场出黑板报。

即使在这些日常的书写中,她也在琢磨着怎么把字写好。文革之初,同学们来找她抄写大字报,她竟然从中领悟了章法布局。

第一个指导她的老师是荣宝斋的书法家徐之谦,把她领上欧楷的道路。进了故宫以后,指导她的前辈们就多了。故宫一直是卧虎藏龙的地方,徐邦达、刘炳森、马子云诸先生都在书法上指点过她,文物专家如朱家溍、郑珉中、罗福颐等前辈,也教了她不少知识。

1977年,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故宫里办了一个展览,董正贺第一次写了整篇展览前言。开幕后,她在厕所里,听到隔壁男厕有一个声音带着怒气斥责:这前言是谁写的,写成这个样子?董一时火起:谁要这么针对我?她在厕所外看看出来的这人是谁,当时不认识,同事说是马子云。父亲听到这事,大喜过望,说马子云是金石传拓泰斗,你应该去跟他请教。过了几天,董正贺带着几张字去了马子云的办公室。马子云捧出一本自己收藏的《史晨碑》,让她带回去看。父亲吓坏了,以为她把故宫的古籍带回了家。“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别人摸一下的机会都没有,马先生就这样让我看。”

还有徐邦达这样的书界泰斗,甚至主动过来指点她,让她把金石碑文放放,多写一些字帖,培养书卷气。刘九庵拿出价值堪比文物的清代笺纸让她写,去香港交流时作为故宫礼物送人。回顾在故宫学艺的日子,董只感觉自己太过幸运,遇到了可能全世界最好的大学里都没有的好师傅们。那时候年轻人太少了,师傅们巴不得他们快点成长接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董正贺的特殊责任在上世纪70年代降临:简化字。这是书法界面临的一个时代转折。相比书法艺术领域,直接面向大众的书写改变最为急迫,她一进故宫就接到了这个任务,以后故宫的字要改为简体。刘炳森对她感慨:老弟(他一直这么称呼董正贺),这简化的事儿还是你来干比较好。

简化字书法连学习借鉴的字帖都没有,而且很多特殊的间架结构,让书法简直成为一次全新的创作。比如繁体的“階”,属于“怎么写都好看”;而简体的“阶”,用刘炳森的话说就是“三条腿”,怎么写都是头重脚轻。对这种简化字带来的特殊结构,董下了无数苦功,一个一个琢磨。她是故宫里第一代写简体字书法的人,也可以说是开创者。“我觉得我尽力了,我不觉得谁写简化字还能比我好看。”

自打进了故宫,她就不太自信,把简化字写好了,这是为数不多让她感到自信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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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贺模仿郭沫若字体题写的故宫石鼓馆牌匾。受访者供图

电脑字进宫

从初出茅庐到获得认可,董正贺花了差不多十年。进宫将近十年后,有一次董正贺在绘画馆遇见马子云,他正带着一批客人参观,指着说明牌对客人说:看不出来吧,这是我们这一位女青年写的!

又过了近十年,正是功力精进的时候,时代突然变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电脑植字进了故宫。

“那应该是我觉得最得意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就说要换成电脑植字,通知我不用写了,一夜之间没活干了。”董正贺还记得那时震惊与失落交织的复杂心情,一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涌上来。

变化不仅是字,还有更多。

故宫展厅的展柜原来都是楠木做的,换成了铝合金,抱柱上的宫殿说明牌也换成了金属材质。“我以前特别‘沾沾自喜’,从这头走到那头,看见的字都是我写的,然后就换了。”她觉得书法字里行间都蕴含着一些信息,变成冷冰冰的铝合金,字也像冰一样,不再是故宫原来的样子了。

上班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紧要的工作去做,董正贺就自己写写字,做一些研究。有一天,一位展览部的同事又来请她写一个展览前言,董正贺纳闷儿,同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因为这个展览没经费。当时电脑植字成本不低,而她写字是免费的。“我当时心里真是瓦凉瓦凉的,闹了半天,我写的还不如电脑贵,感觉自己特没用。”

但是在宫墙之外,她的字逐渐升值。除了那些慕名找到办公室来求字的人,让她嗅到一丝市场的气息,在市场上她的字能值多少钱,她并不知道,也不关心。有一年,她为一个展览写字,主办方给了她一大笔钱,董正贺嫌给得多了。对方是个老朋友,直言她像个外星人,对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

胡琦觉得董正贺市场价值不断攀升是必然的。书画市场会受到一些艺术之外因素的影响,比如一些官员的书法作品在位时价格飙升,卸任后迅速贬值。但长久来看,那些真正的书法家始终会受到认可,并且身价越来越高。董正贺没有宣传自己而声誉日隆,正是因为她创作的是真正的艺术品,楷书严谨典雅,行楷流畅靓丽,草书豪放真帅,不断创造新的风格。

几乎同时,故宫的活儿渐渐又来找她了。

新鲜感过去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故宫里还是手写的书法顺眼,电脑字“没味儿”。而电脑字进宫也让同事们对董的价值重新审视,原来以前那些写在墙上的字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真正以书法家的身份看待她,而不仅是一个随叫随到写字的人。在她退休以后,这种毕恭毕敬更甚。

可是自始至终,她也不愿分心去琢磨市场。“我真太不在乎市场了。我觉得这张写得像样,自己满意了,就到此为止了,至于给我多少钱,基本上不怎么想。”书法市场炒得火热,一些身价不菲的书法家在她看来名不副实,她觉得书法应该是大众的、普及的艺术,不是少数几个人拿来发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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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贺题写的国家图书馆牌匾。受访者供图

“人书俱老”

工作上告别故宫以后,董正贺也希望在书法上一定程度“告别”故宫。作为有一定功能性的书法,在故宫的很多职务作品中,她无法张扬自己的风格。

她在模仿郭体写“石鼓馆”“书画馆”等牌匾时,翻遍了郭的字迹,有些字他根本没写过,只能靠想象。看多了以后,她闭上眼睛想,如果郭沫若来写会写成什么样?

董正贺深信字如其人,她看过无数的牌匾,最佩服两个人,郭沫若和赵朴初。郭字霸气逼人,赵字则中正圆润,有宽厚中和之感。她尤其佩服郭的字,“放大了作为匾额没人能比”。凝视这些前辈的杰作,她渐渐看出了门道,比如郭沫若题写的“中国书店”,“中”字的一竖剑走偏锋,在“口”之下急促收尾,这一竖历代书法家都写成上短下长,只有郭沫若写得上长下短。她猜想,当初郭是按竖排写的四个大字,这样一变,“中”“国”之间就不显得空。

这就是书法里的“反常合道”。王羲之《兰亭序》里21个“之”字每个都不同,纸上每个字都是活的。故宫有领导曾经提议她写一套字模,作为故宫的“字体库”,但董正贺拒绝了,书法是无法标准化的。

在故宫之外,她一直在尝试自己的风格。最近十年左右,她希望将故宫的需求与自己的作品分开,用两支笔写字。

董正贺工于欧体楷书,但欧楷不适合写大,大字显得弱。十几年前,她开始临写泰山摩崖石刻《金刚经》,经文刻在石头上,最小也有约50厘米见方,有“大字鼻祖”“榜书之宗”之名。《金刚经》字体独特,介于隶楷之间,用笔圆润,结构雄深拓展。董正贺先是临写,研究笔法,后来渐渐融入欧楷中,用石经之重弥补欧楷之弱,形成独特的书风。

她学《金刚经》,也融入了新的笔法。胡琦说,隶书容易写得死板,愣头愣脑,董则加以变化,有时候加一点断连、牵丝,显出美感。“我评判书法有两把尺子,一把尺子是要有来由,‘翰不虚动,下必有由’;另一把是符合时代要求,赵孟頫说‘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每个时代对字的间架结构有不同审美。董正贺的字古朴典雅有来由,同时也拥有活泼的个性,符合现代的审美。”

曾受她指导的东城区东四九条小学美术书法教师马煜认为,所谓“人书俱老”,董正贺如今越发老道,突出字的灵魂。

2019年年底,恭王府物馆主办了一场董正贺书法展,名为“素履”。她挑选了几十幅近年来的个人作品,包含各种风格的字体,也是她风格嬗变的呈现,有最擅长的欧体,有临摹的《金刚经》,也有融合不同风格的新尝试,“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就放开了。”

与展览同时出版的《素履》画册,出乎意外地受到业内欢迎,甚至要求加印。不少机构看到这本书,向她发出举办个人作品展的邀请。在画册的前言里,她自述:“因我所见历代真迹极多,主张临帖当然要从古代名家开始,也因见惯艺术史领域人物起伏消长,所以一直不愿出版作品。这次拗不过家人坚持,将这本集子拿出来,求教于同行和长期关心我的朋友们。”

不过,她还没有出过一本真正的选集,能够完整代表她的艺术风格。

她为展览挑选的名字“素履”,典出《周易·履卦》中的“素履之往,独行愿也。”大概意思是:严格自我要求,按照心愿素位而行。她觉得,这颇符合她几十年的经历与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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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贺吸收泰山金刚经风格,为展览题写名称。受访者供图

传之后世

退休后,董正贺接了故宫与北京市教委合作的项目,为了在中小学开设书法课,让她为北京市中小学书法课老师做培训。

除了在书桌前写字之外,这是另一件她乐意做的事。每周一次,她为来自各个学校的中小学老师讲课,在她的坚持下,每堂课上学生不超过20人,因为她要挨个为他们指导,上大课没有效果。

马煜回忆,董正贺每节课2小时几乎不坐着,在台上站着讲完,就下去边走边看,看学生写得不对就在纸上纠正,几乎给每个学生都能演示三四次。有些比较难掌握的笔法,她甚至要在每个学生的纸上演示一遍。

她上课爱打比方,很少引经据典。她说,字与字要有间隔,就像上了公交车,得有错让。说到字的重心不能太低,她的形容是:像人的裤腰带勒太低,大肚子挺了出来,不好看。

上课演示的书法,写得不好的就团一团扔掉,觉得尚可的,她就会提款盖章,送给学生。一期课程结束的时候,她给每个学生准备一个信封,里面的纸上写四个祝福的字,当做纪念。马煜得到过一张,写着“长乐无极”。

对于真正热爱书法的人,她慷慨至极,不仅是墨宝,还有时间。怀柔区一位老师上完她的课程后,迷上了书法,时不时给她寄来一沓最近的习作,两人还约好时间视频交流,董正贺对着屏幕给她讲解,有时提笔演示。她能看到对方的进步,觉得时间花得值。

每周一次,她还要进故宫,有些事等着她操刀。比如一些古画的复制,题款的文字需要临摹,年轻人用了很多方法都做得不像,她提笔20分钟就写完了,神形兼备。她说,这就是故宫养人用人的特点,有时培养一个人很多年都用不上,但到了关键时候,就非他不可。

董正贺退休后一直被故宫返聘,最近她又有了一份新任务。8月19日,李克强总理向新聘任的11位国务院参事和7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董正贺与国家图书馆原副馆长陈力、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等一起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李克强说,历任参事、馆员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作出了积极贡献。

她并不认为自己之前做过多大贡献,也不认为在书法上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想想大半辈子在故宫做的这些事,大多数会烟消云散,故宫里的文字大多还是被电脑字替代了。留得最久的,可能会是太和殿龙脊上的那个宝匣。

2007年太和殿大修接近完工时,依照传统,要往宝匣里加入这次修缮的《太和殿修缮工程纪事》,与200多年前康熙年间太和殿修建时的记录放在一起。这次是董正贺书写的。也许几百年后当太和殿第二次大修的时候,人们打开宝匣,能够想起这位很久以前在故宫写字的人。

想象那样的画面,董正贺认为,会是“一件好玩的事”。

新京报记者 倪伟 摄影记者 浦峰 视频记者 景如月

编辑 陈思 校对 吴兴发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