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鼠疫的破坏性，14世纪著名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曾写道：“东西方文明都遭受了破坏性瘟疫的袭击，这场灾难摧毁了各个国家，使人口消失。它吞没了许多文明的美好事物，并将其洗劫一空……文明随着人口的减少而失色。城市和建筑物被浪费，道路和路标被毁坏，住宅变得空虚，王朝和部落走向衰亡。整个人类世界发生了巨变。”

赫勒敦说的就是地中海沿岸曾多次爆发的鼠疫，该地区曾经历过大大小小的19次鼠疫，最多一日死亡7万人，使沿岸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付出了沉重代价，政治经济遭到重创。

那么，那些瘟疫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又怎样了？对人类留下有哪些珍贵的抗疫经验？

■01■→查士丁尼大瘟疫，拜占庭的噩梦

公元541—542年，一场超级鼠疫袭击了拜占庭帝国。

此次瘟疫在极短时间内席卷了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上千万人口被感染，高达60%以上的致死率使拜占庭帝国人口锐减，劳动力和兵力难以为继，社会秩序和经济结构遭到重创。

这就是人类史上最恐怖瘟疫之一——查士丁尼大瘟疫。

这场瘟疫，几乎颠覆了整个阿拉伯世界。

据拜占庭时代著名瘟疫史专家普罗科庇乌斯记载，当时除拜占庭帝国境内和欧洲其他地区外，均受到了查士丁尼瘟疫的影响，其中最为严重的，当属中亚、波斯和埃及等地区。

因为受到当时科学认知和医疗条件限制，整个拜占庭王朝和阿拉伯半岛，除了用人类身体本身免疫力抵抗瘟疫外，几乎没有任何良方用以治疗。

由此，导致该疫情一直持续到公元8世纪才结束。

疫情整整蔓延了200多年。

给地中海沿岸整个地区人口、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

■02■→大小19次瘟疫，每天最高死亡7万人

到公元638—639年，一场较大规模的鼠疫再次在阿姆瓦斯爆发，史称“阿姆瓦斯瘟疫”。

据资料记载，这次疫情爆发主要集中在军队，共夺去了大约2.5万名士兵的生命，其中包括一些王宫贵胄弟子和高级军官。

阿姆瓦斯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村庄，之前属拜占庭帝国疆域。

公元636年的“耶尔穆克之战”中，穆斯林军队胜出，后将军营驻扎在此。公元638年，连年的干旱导致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出现大规模饥荒，随之爆发鼠疫。

这被中世纪的流行病学家视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再爆发。

阿姆瓦斯瘟疫之后，该地区此前还遭遇过大大小小19次鼠疫。

这些疫病和阿姆瓦斯瘟疫一样，也都被学界认为是6世纪中叶查士丁尼大瘟疫的延续和再爆发。

其中，最严重的一次爆发于公元688年。

那时，瘟疫像洪水一样席卷了整个巴士拉。据记载，疫情最严重的的689年4月，其中有3日最为严重，每天有超过7万人死亡。

由于这次疫情的巨大破坏力，阿拉伯史学家并没有以爆发地巴士拉来命名它，而是称之为“贾立夫瘟疫”。

在阿拉伯语之中，“贾立夫”一词意为“席卷”或“蔓延”之意，由此可见其破坏力何等巨大。

这场瘟疫不仅威胁着中东地区人民的生命，同时也对当时的伍麦叶王朝的王室安危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据记载，从公元661年统治到公元750年的伍麦叶王朝时期，就多次爆发了大型瘟疫。

但奇怪的是，该瘟疫自伍麦叶王朝覆灭后的公元750年阿巴斯人掌权以后，瘟疫爆发的次数和威力随之减弱。

随后，在中东地区遭遇鼠疫巨大重创后，鼠疫逐渐蔓延至欧洲，直到14世纪，鼠疫导致的“黑死病”席卷整个欧洲，并导致欧洲近半人口死亡。

■03■→瘟疫袭击催生了人类早期抗疫模式

在地中海沿岸的中东地区，早期瘟疫主要集中在伍麦叶王朝时代，随着伍麦叶王朝衰亡，阿巴斯王朝的崛起，该地区的疫情逐渐消淡。甚至于，后来数百年内都未曾发生较大规模的病毒疫情。

那时，疫情初现，因科学认知等问题，该地区的人民将疫情初现归咎于“天谴”，也有学者从物资和科学角度进行解读。

在近20次的瘟疫中，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不管是唯心还是唯物，均兴起了一场场关于对瘟疫认知的大讨论。

比如，中东地区一些宗教学者，就从宗教角度对瘟疫问题进行解释，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从物质、人与社会及医学等问题和角度，对瘟疫进行了分析和大讨论。

使人们对瘟疫有了较为客观而科学的认知。

如在9世纪中叶，就有宗教医学学者著书立说讨论瘟疫的来源、传播途径和应对方法。

其中，伊本.西纳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宗教学者，他结合疫情及疾病的现状、人员死亡和应对方法等原始材料，历经数十年写成的著名的《医典》，就对瘟疫、肺结核等传染病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论证。

他认为瘟疫、肺结核等传染病，不但与环境有关，且还与人类饮用水、卫生习惯等有关。

此外，宗教学者伊本·赫勒顿也认为瘟疫是由“饥荒和人口过剩产生的空气污染”引发，指出病人和他们的衣服、被褥和器具等很可能是瘟疫传播的渠道，也有人因为参加了病亡者的葬礼而感染疫病。

同时，还有不少学者还试图从食物与瘟疫的关系出发，探索特定食物在抗疫方面的作用。

为此，在这些学者的探讨和论证下，还产生了人们应对瘟疫的方法，如用芳香、玫瑰露、酸石榴、柠檬，以及洋葱等辛辣之物应对疫情。

这些方法与今天依然流行的民间偏方及其类似。

而在应对方法上，尽管一些认知具有宗教色彩，比如认为“瘟疫是真主降于人间的灾难和考验”等，即便有唯心主义色彩，但其认为“如果发生瘟疫，应坚忍面对，不可逃避”的观点，却不失为最原始质朴、但却最有效的科学抗疫方法。

而较为客观科学的应对措施，宗教学者伊本·哈提布等人就曾提出过：瘟疫的传播在于“传染”而非“瘴气”，疫情发生，人应在原地勇敢面对而不能逃离。

这与现代应对疫情方法基本一致——那就是“阻断传染源”。

■04■→小结

综上，即便是在公元6-7世纪的蒙昧时代，对于瘟疫的认知，那时代就已有学者倡导“不逃离、勇敢面对疫情”的科学措施。

因为，一旦人员大量流动，必然会导致疫情的大蔓延和彻底失控。

如今，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

比如应对此次新冠病毒疫情，以及此前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综合症等流行病，“阻断疫情”“少聚集”“勤洗手”等方法，在中东地区都得到了全面落实。

再比如，当“中东呼吸综合综合症”于2012年首次在沙特阿拉伯被确诊后，作为疫情发源国的沙特阿拉伯，其政府立刻采取了多项措施，比隔离已确诊者拥有的骆驼、减少聚会等。

疫情爆发后，迅速蔓延周边地区。

为应对中东呼吸症疫情，2013的朝觐季，沙特政府呼吁年事已高及患有慢性病的教徒应避免参加朝觐活动，并对朝觐人数进行限制。

而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当下，源自公元5-6世纪的抗疫法——少聚集、阻断传染源，几乎在全球200多个地区都得道了不同程度的推广。

英国、日本当还采取了“封国”的方法。

由此，纵观人类文明史，瘟疫的确一如幽灵一样始终潜伏在人类世界。它蛰伏、伺机出没，随时准备吞噬和侵害人类生命及其文明成果，也在不断塑形着人类的精神面貌和世界形态。

不过，尽管瘟疫的降临不为人的意志掌控，具有偶然等不确定性，但如何应对它却是人之理性可为。

因此，尽管人类史上在有限的科学知识和诊疗手段背景下，人们普遍用超自然力量，如祈祷、符咒，或特定食物来强化自身应对瘟疫的能力，但是人类也从未放弃过理性的探索与科学应对的态度。

所以，要有效应对来自自然界的瘟疫，应本着科学态度探寻疫病源头，努力寻找合理解决方案，古代如此，今天亦然。

参考资料：

《伊本·马哲圣训集》《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奈萨仪圣训集》

（图片来自网络）